中国的家庭教会，大约从2006年开始，重新出现“教会 学校”，恢复了基督教教育的异象。

      2011 年，秋雨之福教会开始寻求和筹备建立基督教教育的学校。上帝带领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对教会和基督徒父母来说，到底基督教教育是不是必须的?二是到底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你可以说，如果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 肯定的，我们才会接着问第二个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第一 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因此，教会在 2011 年底，确定了 2012 年的教会年度目标，“归正的教育”。这也是我们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思考和学习后，给予基督教教育的第一个定义。

图：2015年3月2日圣约归正学堂开校礼拜

      在接下来的两年，上帝赐下的恩典是伟大而惊人的，超出了每一个身在其中的牧者、同工、教师和会友的想象。我们的救主，像撒豆成兵一样，从我们中间呼召出几位在信仰生命、 人文素养和教育经历上都合乎主用的仆人，他们从不同的学校、机构或公司辞职，成为全职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主也亲自拣选了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哲学博士生、苏炳森弟兄，担 任筹备中的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后来也成为秋雨之福教会的长老。此外，在场地、经费及一切供应上，主基督都如此慷慨和及时，仿佛在对我们说，再穷也不能穷乏我的教育，再苦也不 能苦待我的产业。接着，我们在 2013 年春季开办了“圣约归正学堂”的学前班，是年秋季正式开办了小学班和初中班。

2012年到2015年撰写的文章，及证道、讲座和通识课程的文字。我们大约从四个方面，去不断认识和理解归正的基督教教育。

      一是对中国教育现实和教会学校的在华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两个，其一，自从 1927 年国民政府在“非基督 教运动”的浪潮中决定“收回教育权”后，真正意义上的“教 会学校”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尽管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乃至世俗的研究者，都对民国时代的基督教学校褒扬有加，但这些学校 在 1927 年后，不过是保存着某种基督教色彩的、非基督教学校而已。换言之，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上，针对“基督教教育” 的反基督教运动，比针对教会的反基督教运动提早了 25 年。 或者说，针对基督教的第一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从共产党开始的，而是从国民党开始的。就基督教教育的命运而言， 五四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其二，自从 1952 年中共政 府的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后，人文教育或被砍斫，或被污损，真 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也不复存在。因为意识形态教育是大学的敌人。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是所有大学都变成党校， 或下降为职业学院。

      二是对圣约中的基督教教育历史的梳理。我们的基本观点有五个，其一，教育都是宗教性的，这是教育的本质。任何教育都是如此，不存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中立。其二，基督教教育首先是对圣约子民的教育;其三，基督教教育是包括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或“全盘”的教育;其四，基督教教育是 以上帝的圣言统摄一切学科、以《圣经》真理使一切知识获得 完整性的世界观的教育;其五，是基督教教育塑造和形成了中世纪的古典教育，而大学本身就是基督教教育的产物。

的第二部分，收录了由“圣约归正学堂”的三位教师任小鹏、 郄佳斌、崔立国，以及苏炳森校长翻译的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 的文献。主要是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和多萝 西·赛耶丝(Dorothy Sayers)的文章，这两位是当代基督教 古典教育运动最重要的阐释者和推动者。多萝西·赛耶丝的《失 落的学艺》，写于 1947 年，以古典教育的“三艺”及“七艺”， 对 20 世纪的现代教育进行了锋利的、带着小说家之细致刀法 的批判。并以儿童成长的三个学习阶段，对应古典的“三艺”，为当代基督教古典教育提供了方法论。威尔森在多年后读到她的文章，开办了第一间当代的基督教古典学校“逻各斯学校” (Logos School)，并创立了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ACCS)。三 十多年来，全美已有数百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与此同时， 非基督教的古典教育亦在 20 世纪后叶开始复兴，尤其以哈钦 斯(Robert Hutchins)在芝加哥大学所推动的博雅教育运动， 及布鲁姆(Allan Bloom)等一批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所倡导的当代保守主义为代表。这一非基督教的、更加希腊化 和哲学化的古典教育运动，也在中国国内形成潮流。

      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归正的基督教教育，一定是古典的、 而不是现代的基督教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的邪恶，在于它以意 识形态取代《圣经》，冒充为使一切知识获得完整性和意义的终极知识和“宇宙真理”，否认了作为终极知识的圣言，将《圣 经》驱逐出学校和教育过程，从此打碎了一切知识的完整性和 意义。不过，在现代教育中，仍然隐含着一种统一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同样拥有它自己的“使徒统绪”， 我们可以轻易列出几位主要的“使徒”，如卢梭和杜威，某种 程度上也包括蒙台梭利和弗洛伊德。

      因此，我们找到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二个定义，即“基督 教古典教育”。

      四是对神学教育的实践和思考。在 2012 年，我们除了筹备归正学堂外，同时和与其它改革宗教会共同参与创办了“华西圣约神学院”。一方面，如赛耶丝所说，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没有神学教育的基督教教育，将在多年后不可避免地落入世俗。另一方面，既然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皇后，她便配得一 切学科众星拱月地为她服务。因此，基督教教育的顶峰必然是神学院的教育，而神学院的教育也应当以基督教教育为基础。 这两者之间是彼此制约和服侍的。虽然，未来蒙召成为牧师和 传道人的圣约子民，大约只占基督徒社群的百分之一。在这个 意义上，基督教教育并不是单单为他们预备的。但对圣约子民 的教育，必然以对圣约子民中的牧人的教育为最高目的和测试 标准之一。一个从小接受非基督教教育、全部知识被反基督教的世界观所充满的基督徒，可能在短短三年的神学院学习中建立对福音真理和神学的较深认识，却不太可能在短短三年中完成福音对他原本的世界观的全面更新。因此，教会的衰败，并不是神学教育的衰落所致，而是整个基督教教育的衰落所致。 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等教父将“自由(博雅)教育”比喻 为认识上帝的“梯子”，将其纳入整个基督教知识版图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兴盛的(而非衰败的)神学院，会 如此“成功”地培养出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不再 相信《圣经》权威性的教授和传道人。

      为此，我们在 2012 年，也提出了对基督教教育的第三个定义或目标，就是“从归正学堂到神学院”。换言之，基督教教育必然包括大学的重建，而神学院则应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大学中的皇后。

我们希望这个丛书，可以收录文集，也可以收录专著。我们希望推出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译著，更希望鼓励和祈求更多本土和汉语著作的出现。我们也希望这个丛书不只是学术的，也是现场的;不但是给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基督徒父母的，也是首先给教会的。因此，我们希望策划对中国当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实践性的、调查性的和教牧性的著作。

      在2011年，荷兰改革宗教会教育协会编辑出版的文集《基督教教育》，给了我们和国内许多家庭教会的办学以极大的鼓励和具体的引导。我们希望，“圣约归正学堂”作为一间家庭 教会兴办的、短短两年的教会学校，及作为国内的第一间基督教古典教育学校，由她(我喜欢用这个她)著译的这一本文集， 在基督教教育对教会而言是不是必须的，以及到底要什么样的 基督教教育这两方面，都能够继续给出本土的经验和思考，及 提供我们背后所借鉴的历史神学的资源。为此，学堂的两位作者(我在这本书中的身份，是圣约归正学堂的校牧)的篇幅， 占到了全书一半以上。我们深知自己的浅薄、无知和残缺，但 仍勇于将这本书献与中国家庭教会，因为这是一本“中国家庭 教会论基督教教育的书”，并唯独是在我主基督耶稣的宝血中所献上的。

王怡牧师    201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