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我得到《圣徒永恒的安息》（以下简称《安息》）一个网上不完整的译本，如饥似渴，快速读了。经过几年的教牧侍奉，这次读新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安息》，成了我最近读得最慢的一本书。数月之久，我的内心仍不能完全进入巴克斯特式的安息。那蜂房下滴的蜜，使我望眼欲穿。巴克斯特，这位被J.I.巴刻称为“清教主义所产生的最杰出的牧师和福音使者”，一路引领着我，一瞥天国的荣耀，如摩西登高，一瞥迦南的远景。

我想，没有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会强烈地感到一种落差。就是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殷勤与安息的落差，甚至今人与古人的落差。为什么基督的福音，在巴克斯特的时代和在我们的时代，几乎凸显出不同的气质？尤其考虑到曼顿博士的评价，“巴克斯特的作品在他的时代中，比任何人的都更近乎使徒的文字”，这种落差，就越发地带着安慰和祝福。

上帝借着这本书，使我手上所做的一切，我服侍的人群，我白日的传讲，夜里的俯伏，并我疲乏时在上帝面前的一声叹息，都在这种落差中，获得了许多出人意外的反省、颠覆，并极大的、“非哲学的慰藉”（请原谅我生造这个词，将巴克斯特与波爱修斯的著作对照起来，我将在后面予以阐释）。我若将这些都写出来，就不再是巴克斯特式的安息，而是王怡式的安息了。

这正是《安息》一书的价值。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说整本书（原著800多页，缩写本300多页）都是对《希伯来书》4：9的注释。巴克斯特不是把读者带到他的玄思和哲理面前，而是把我们绑架（考虑到我们内心某种隐秘的抵挡和不情愿，请原谅我使用如此强烈的词语）到一个距离基督荣耀面光如此之近的地方。因此，每一位信靠基督的读者，都会在此书中，获得“某某式的安息”。换言之，读完这本书的经历，就构成了你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已在历史上衍生出了成千上万本书。如果我有机会写信给巴克斯特向他致谢的话，我也会像与他同时代的、被称为“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的约翰·艾略特那样写道：

“主用来缓解十字架之苦的工具之一，即您的这本书。”

因为，按着清教徒的传统，有效的阅读不可能只是阅读，有效的阅读必须同时伴随着默想。所以，这本书不但展览了巴克斯特式的默想——《安息》堪称清教徒默想传统的最高峰；而且，这本书也训练了我的默想。如巴克斯特所说，“默想就是在理性里点一把火，直到它全然焚烧起来。”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先知耶利米的话的翻译，“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20:9）

在地如天，是何等困难；在地如天，又是何等希奇、何等美善。巴克斯特的书和他的侍奉，带给我最大的鼓励和警示，就是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意识到，我所蒙的牧职的呼召，就是要以专一的信心和百般的智慧，在上帝的子民中传讲一个“在地如天”的福音。天国，必须成为每一件事的目的。在我与我所服侍的每一位信徒的每一次相遇中，我的言谈都必须向他和向我自己显出今生与永世的落差来。

二、

几年前，受到巴克斯特的另一本名著《归正的牧师》（又名《新牧人》）的鼓励，我在探访住院病人，为他们的康复祷告，与他们谈话的时候，开始有勇气直接地问他们，是否预备好承受永生。我试着鼓励他们，将疾病当做一个上帝赐给他们默想永世的宝贵机会。那时，我多么渴望能将一本《圣徒永恒的安息》送给他们，并鼓励他们的亲人大声地为他们朗诵。

一开始，我这样的询问仅限于年长的住院信徒。后来，扩大到中青年信徒。我在读《安息》的过程中，也在考虑，是否应将这样的询问及祝福，扩大到一切处于疾病或急难中的孩童？

在我的教会，像巴克斯特曾积极推行的一样，对孩童们有要理问答的教导。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身上长了湿疹，他问妈妈，我会死吗？妈妈没有给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反而说，我不知道啊，只有上帝知道。孩子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没过多久，圣灵安慰了这孩子的心，他就高兴起来，对妈妈说，“死也很好啊，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

难以想象，这话从五岁孩子的心里和嘴里说出来。其实这话出自《小要理问答》第38问。但后来，有人把这事写在微博里，我看到一位牧师责备这位母亲，说她太不智慧了，她应该说，“你不会死的，上帝会锻炼你，直到有一天，你已长得足够的大，明白了他许多的爱，之后上帝才会接你回家”。这位牧师非常担忧，他对我的会友说，“我只是担心这孩子长大后心态会不健康。”

这是发生在我读《安息》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段对话给了我极大的压力，并更加凸显了我在阅读中所感到的那种强烈的落差。显然，我有责任基于《圣经》和我所信之道，也非常渴望透过《安息》一书，向巴克斯特这位早在我之前很久蒙召的清教徒牧师请教（假设我在巴克斯特牧师主持的一场跨时空的教牧研讨会上举手提问）：

请问巴克斯特牧师，上帝放在我的教会、并托付给我牧养的这个5岁的孩子，他的心态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呢？

从历史的记载和他本人的著作可知，巴克斯特是一位犀利、敏锐，有着在福音里用大锤敲击人良心的勇气和本事，却又保持了谦卑和不乏幽默感的颇具属灵想象力的牧师。威尔金斯主教甚至说，“任何一个时代，能够产生一位巴克斯特这样的人，已经足矣。”所以，我试着揣摩，他会这样回答我：

亲爱的王怡弟兄，请让我看看你的胸牌，喔，你是从21世纪的中国教会来的！根据你的描述，我认为，你所服侍的那个时代，显然充满了一种相当不健康的氛围，这影响了你在我主基督耶稣里的智慧。你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去基德明斯特城的时候，或者是加尔文（可惜他今天没有来）第一次到日内瓦城的时候。不过，我感到也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至于那个孩子，我希望将来能在天上见到他。不过，当我听你说，他相信“死了灵魂就可以全然圣洁了”，我感到他离我们（就是这些在天上等你们的人）非常地近。也许，亲爱的王牧师，比你离我们还要近。因为，你的提问显出了你的不确定，他的回答却显出了他的快乐。

也可能，他还会加上最后一句：“记得帮我买两本中文版的《安息》，一本送给那个孩子，一本送给那个牧师。”

三、

事实上，《安息》一书正是巴克斯特在病危和战乱中所写下的对天国的长篇默想。那年，他31岁，在克伦威尔的军队里做牧师。其实他是反对克伦威尔的，克伦威尔也对他很冷淡。这位清教徒统帅的幕僚们这样提到巴克斯特，“听说了吗，有位改革宗的牧师到军中来，想唤醒军士们，以解放教会和国王。”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鬼脸和嘲笑。

我的意思不是说，克伦威尔的手下缺乏虔诚的信仰。相反，他们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行义过分”了。清教徒中的激进派，不但想归正教会，也想在政治制度上“归正”国家。甚至，他们还想“归正”上帝的国。巴克斯特出于对军中弥漫的激进主义倾向的担忧，而进入军营服侍。后来，历史证明他的担忧是对的。克伦威尔处死了国王，他的某些手下，甚至建议将主祷文中的“愿你的国（kingdom）降临”，改为“愿你的共和国（republic）降临”。

在某些方面，巴克斯特的时代和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一切价值和制度都面临重估。他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都处在宗教、文化、家庭和教会各方面的大洗牌当中。巴克斯特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对天国的默想，因此也深具社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越是乱世，越需要默想天国。越是地上的国不知怎么了，天上的国就越是要在信徒心中清晰、明亮和温暖起来。

1646年，巴克斯特在一场战役后病倒，去到朋友家中治疗，却在一次糟糕的手术中，失血一加仑（我本来想用这五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因为每一个热切地默想天国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失血一加仑”的经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于是开始动笔写作此书。

上帝对他仆人的眷顾也是细致而幽默的。巴克斯特写完这本书后，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彻底康复过。从此，一个健康的灵魂，住在一个不健康的身体里。这位病病歪歪的牧师，因此说出了另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我将自己的每一次证道，都当成今生的最后一次证道。”

上帝显然喜悦他仆人这样的心志，所以，巴克斯特完成这本“遗作”之后，又活了45年，一直活到76岁高龄（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犹如保罗所言，“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想死的死不了，因为“主要用他”（太21:3）。有人说，清教徒是一群知道怎么“死得好”，又知道怎么“活得好”的人。就像在书中，巴克斯特以参孙为例，说，愿我们像参孙一样，死的时候压倒一大片敌人，死的时候为主所做的，竟比活的时候所做的更多。

一个国家，会将什么样的人派遣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作大使呢。是一个热爱异国情调、并对本国的生活已兴致阑珊的人呢，还是一个愿意舍下乡音与鲈鱼、但对本国的一切都充满思乡之情的人呢？我想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会差遣后者持节出行。

我想，这也是上帝在巴克斯特“失血一加仑”之后，继续使用他的服侍长达半个世纪的原因之一。因为《安息》一书，巨大的篇幅，仍然载不完巴克斯特对天国的思乡之情。显出它的作者，是一位如此忠诚的仆人。他对另一个世界的思念，每一个字，都浓得化不开，胜过了这个世界任何怀春的少女对梦中人的思念，这显明他正是适合被上帝留在这个世界上作大使的人选。

一周前，我在带领神学生的晨更时，为他们朗诵了十分钟的《安息》。当我终于合上书卷，我对他们说，我真的舍不得停下来，我想就这样一直读下去。也许你们当中有人希望我停下来，因为你们还要下去吃饭，或者要预备功课。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我能确定，需要将我的朗诵打断的事情，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所必须做的事，否则我就不准备停下来了。

我问他们说，你能确定，你今天吃早饭是因着上帝的呼召吗，就是“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吗？你确定，天国是你接下来这一天所有事情的目的和动力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下次再读吧。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就这样一直读到主接我们回去呢？

我的意思是，除了福音的使命，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暂停对天国的思念；还有什么可以抢占“默想永生”在时间上的优先性？

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病危。而这个时代，也可能骤然陷入战乱。所以，《安息》一书，带给我强烈的迫切感和焦虑感。如同路德所说的，焦虑被挑旺了，安息才可能莅临。死亡被惊动了，永生才可能出场。因此，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早日和更深地经历我自己的“失血一加仑”，早日在心中完成我私人版本的《圣徒永恒的安息》。倘若可行，就早点受苦，早点为教会受苦。好叫那天上浩浩荡荡的荣耀，飞流直下三千尺，将那些在肉身和灵魂里微不足道的苦痛，砸得粉碎，裹挟而去。

四、

有一次，我参观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来到一间密封的小房间，引导者说，这就是卢云神父私人灵修的“小教堂”。大家陆续进入观看，我在门口，看见不足八平米的空间，被圣像、烛台及类似祭坛的事物环绕。我深深叹息，慢慢退出来。

最近几十年来，福音派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即天主教会的灵修传统，是优于新教的。于是对一批天主教灵修作者的追捧，成为一种糊里糊涂的潮流。然而，我的良心、信心和理性都再三举荐我这样说，任何一位没有在惟独基督、惟独恩典、惟独信心、惟独圣经的救恩论上归正的天主教作家的文字，在巴克斯特《圣徒永远的安息》这样的作品面前，都当高山仰止，难以望其项背。

请允许我以一种不太礼貌的口气说，关于卢云神父的文字，我也很尊敬其中的智慧与心胸。但我坚持认为，放在巴克斯特所牧养的教会，如果卢云不愿重新接受要理问答的学习，他的书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徒课外读物中不无益处的补充。但是，像巴克斯特这样对他的会友的灵魂极为负责的牧师，不会认为卢云具备了在他的教会中教导信徒的能力。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位改革宗牧师，有时候需要谨小慎微，免得招来傲慢的口碑。其实，我并不会反对我的会友阅读卢云或其他天主教徒的灵修文字，但如果他们请教我的意见，我也要诚实地告诉他们，与清教徒的作品相比，他们的文字，不过是提供给这个患了严重的属灵贫血症和神学贫血症的混合主义时代的一种灵修速食而已。

他们的文字，好，却不够好。他们对灵性的认识，深，却不够深。由于缺乏经过宗教改革之沉浸的恩典教义的根基，他们大多数人在信仰上杂乱无章，对自由派神学兼收并蓄（包括卢云在内），他们的灵修在整体上是碎片化和心理学化的，非常切合后现代的文化气质和140字的微博风格。但对于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整全的圣约世界观，及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而言，则类似于鸡肋：食之无味反招损，弃之可惜不如弃。

五、

接下来，我想以《安息》为例，勉强勾勒一下清教徒的默想传统。或许从中可以看到，以《安息》为代表的清教徒灵修传统，与以卢云神父为代表的当代天主教灵修文字的迥异之处。

第一，被圣言约束的默想传统

天主教的默想传统，焦点在“事迹”。清教徒的默想传统，焦点在“圣言”。最典型的例子，是天主教传统在“受难周”对苦路的默想。耶稣基督所走过的各各他道路的每一站，在时空（物理意义上）中，为信徒的想象力搭建了一个舞台。这样的默想，最大的危险就是偏离圣言，沦为迷信。对圣像的默想，更是如此。换言之，天主教的默想传统，注重画面感（在这个意义上，赵墉基更接近于在空间上离他较近的东正教传统，而不是宗教改革信仰）。而画面感，是与人的各项感官，即人的灵魂的浅层次内涵密切相关的。然而，对大多数清教徒作家来说，他们的新教神学，帮助和决定了他们改变这一默想的进路，他们“不愿默想基督生命中的事件，更愿默想圣经中的教义或具体的教导”（考夫曼）。

对巴克斯特来说，默想是“灵魂的总动员”，必须以道为中心，深入情感、意志和知性的最深处，并在那里汇合，直到不能分解什么是饱含情感的思想，什么叫有思想性的灵感。我们如何去判断灵修的深度呢，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是清晰、自明和充足，这就是清教徒的灵修。在越深入的地方，上帝的圣言就越含混、神秘和不透明，这就是天主教、东正教、东方神秘主义、三元人观及新纪元运动共同的灵修特征（因为天主教会的启示论，本身就反对圣言的清晰、自明和充足）。

这是一个骨子上的分歧。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受到载之于《圣经》的圣言的约束，只有在这一约束中，圣言才成为在我们内心统帅三军的旌旗，并恩典降临的唯一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正因如此，在相当的程度上（但愿我没有夸大这一程度），《安息》一书，可以被当作上帝的话语本身来读（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正如一篇解经式的证道，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被视为上帝的道本身去领受一样）。因为其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在《安息》中，除了圣经的智慧以外，你难以找到其他更多人的智慧。在清教徒的默想作品中，激动你的，并不是他们的智慧与风范，而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只是这道透过他们的灵魂总动员来传递而已。上帝的道，犹如一支箭，穿过他们的身体，然后，继续射中了你而已。

而卢云如何教导他的读者默想呢。他说，你可以使用一幅圣像，一件“圣物”，或一句简单的话，如“你是我的救主”，反复默想一个小时，直到他们进入你的灵魂。

第二，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

清教徒的默想，具有一种金属般的气质。尤其是在以巴克斯特为代表的清教徒作家（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运动）中，与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前辈相比，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理性化和逻辑化的，被不无贬义地称为新教的“经院神学”。加尔文本身并不是一个“哲学性的神学家”，尽管他和路德一样，有良好的哲学训练，并与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之间有极深的渊源。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创了一种彻底摒弃阿奎那主义和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对圣经真理的阐释方式。这种“非哲学化”的阐释方式，实际上就是灵修的方式。换言之，我认为，改教运动以后的灵修宝藏，事实上就是从加尔文这一批“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开始的。从此，对改革宗信仰而言，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从加尔文之后，清教徒的神学家，几乎都是灵修作家。而所谓灵修作家，也都是神学家。巴克斯特和欧文就是这样的代表。

而在中世纪的教会传统中，所谓灵修作家，是指教会的神学家和教师以外的一种另类。一般来说，灵修作家的作品尽管有价值，但地位都不太高，因为他们大多缺乏神学的根基与对圣言精义的丰富阐释（伯纳德是一个例外，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惟独引用了他一位中世纪作家）。人们会称一位神学家为“大师”，但通常不会称一位灵修作家为“大师”（这和我们今天是截然相反的，所谓大师就是经常写一些不超过一万字的文章和不超过200页的书的人）。

但是，从第二代加尔文主义者开始，出现了这种“哲学化的神学”倾向。改革宗信仰被批评为“脑袋大、身子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宗和耶稣会，相当于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内的种子选手，和各自教会中的尖刀排。他们拥有一些相同的特质，如敬虔、刻苦、博学、高智商，及行动的激情。如果没有清教徒运动及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改革宗人士可能真会变成新教中的耶稣会。

然而，清教徒运动带来了第二种倾向，就是重新强化了加尔文以来的“神学即灵修、灵修即神学”的传统。换言之，清教徒的主要激情，就是关心如何将圣言与教义阐释和应用在全部生活中。因此，他们的神学既是教牧性的，又是灵修性的。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将神学、灵修和教牧融为一身的敬虔传统。

同时，清教徒运动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从关注“称义”的神学系统，开始转向关注“成圣”的经验。而“灵修”通常的含义，就是指向信徒内在的成圣。

在这些方面，巴克斯特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非哲学性的神学”的代表（以至于他通常不被视为一位学者），也是“教牧性的神学”和“神学性的灵修”的代表，同时也是关于“成圣”的敬虔操练的代表。在最后一点上，甚至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了。也在最后一点上，他对后来的约翰·卫斯理及循道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认为，卫斯理片面地理解和吸收了巴克斯特，就像他片面地理解怀特菲尔德和他的改革宗信仰一样。巴克斯特的“成圣”操练，从来没有脱离过归正信仰的“称义”的根基。他虽未出席威斯敏斯特会议，却完全尊重和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

相反，当我阅读一些当代天主教灵修作家的文字时，我感到痛苦的，就是我永远无法在他们“成圣”的亮光中，发现并稳妥地站立在一个不可摇动的“称义”的根基上。请让我这样说，天主教作家的文字仍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这些文字与读者心中的宗教改革信仰相调和。

并且，清教徒的传统告诫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当代教会的谎言，就是灵修与神学无关；或者，“成圣”的亮光与“称义”的根基无关；又或者，对信徒的灵修而言，宗教改革运动是可有可无的。

第三，灵修的实质是悔改，默想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罪。

清教徒的默想，所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罪”。而当代灵修传统，所关注的焦点是“苦难”。因此，清教徒的灵修，是带来悔改的灵修。而当代的灵修小品的主要功能，是带来安慰（或者说，不是建立在强烈而专注的悔改之上的安慰）。换言之，巴克斯特那个时代的信徒，对罪很敏感，一有罪就受不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信徒，对苦难很敏感，一有苦难就受不了。这就是我所想象的、在巴克斯特的跨时空教牧研讨会上，他为什么会对我说，“我感到有一种特别属于你那个时代的不健康，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请原谅我假设性地使用引号）。

事实上，巴克斯特本人，在青少年年代，就是通过阅读这样的灵修作品而信主的。直到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仍然带着这一清教徒精神。笛福这样写道，“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漂流在荒芜的岛上，然而，从罪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的。”

所以，让允许我再说一次讨厌的话，对一个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而言，即使读《鲁滨逊漂流记》，也可能比读一本天主教灵修大师的作品，更能帮助我们建立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

六、

巴克斯特在上述清教徒灵修传统中，还在两方面有独特的贡献。一是在对属灵想象力的运用上，在受到圣言的约束这一前提下，有相当克制的突破。二是在默想的主题上，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天国的观念。后来的约翰·班扬从这两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因此，《安息》和《天路历程》，成了足以代表与天主教灵修传统分道扬镳的伟大作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用了简短的一章来谈论“对永生的默想”。从那时到现在，五百年间，再也没有人像巴克斯特那样，将这一默想的主题，发展到一个巅峰。也没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强调对永生的默想，并以此作为整个敬虔生活操练的中心。在书中，他这样写道，“默想是一切敬虔的生命，而天国的观念则是默想的生命。”

巴克斯特极其注重默想。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忘记大部分讲道的内容，为什么信徒听完一个讲道又一个讲道，毫不厌倦地听道或读书，可是他们的灵魂却仍然那么饥渴呢？我想最大的原因莫过于他们对默想的无知和极大的忽略。”

同时，对巴克斯特来说，天国又是最重要的默想主题。因为，第一，基督现在居于天上，而我们的救恩在于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唯有在天上的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既然基督是天国的中心，天国就是我们信、望、爱的中心。第二，只有当我们以在天上的基督的心为心时，我们才能在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中活出基督。我们必须充满思乡之情，并有一颗属天的心灵，我们才会从天国回望地上的生活。第三，天路历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天国。在地上，我们都是朝圣者和客旅。那么所有的信、望、爱，最终都是指向天国的。

如果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十二章以后。让我引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本文吧——如果不是有其他出于上帝呼召的事，我多么希望将这篇读后感一直写下去，直到被主接回天家：

我们乃是借着心思﹐在记忆中搜索那些属天的教义﹐成为我们默想的主题。诸如，永生的应许，圣徒复活和得荣的光景等等⋯⋯最主要的事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相信永远安息的真理。我的意思是，那应许是真的﹐我们自己在其间的好处，我们占有一席之地都是真的。假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在我们的里面会挑起怎样的热切﹗⋯⋯怎样的爱慕，怎样的向往⋯⋯哦﹐那会激发圣徒的每一种情操﹗

2013年3月31日，复活节